左宗棠收复新疆回到北京，据说慈禧太后屏退了所有宫人，只问了他一句话：“左爱卿收复新疆，花了三千万两银子，用了五年时间，牺牲了两万多将士的性命。”
慈禧问左宗棠：花3000万两、死2万人收复新疆，值吗？
1880年，北京城的秋意已浓，刚从新疆前线凯旋的左宗棠，身着朝服，步履蹒跚地走进养心殿。彼时的他，已近70岁高龄，历经五年西征，脸上刻满了风霜，身上还带着战场的硝烟气息。养心殿内烛火摇曳，气氛凝重，慈禧太后屏退了所有宫人，殿内只剩下她与左宗棠两人。沉默片刻后，慈禧开口问道：“左爱卿收复新疆，花了三千万两银子，用了五年时间，牺牲了两万多将士的性命。”语气里带着几分探寻，几分不易察觉的惋惜。左宗棠微微躬身，目光坚定，只回了一句话：“换回来的是160万平方公里国土。”
这段对话流传甚广，却很少有人深究，这三千万两白银、五年时间、两万多条人命背后，藏着晚清王朝最艰难的抉择与挣扎。19世纪70年代，晚清早已不复往日荣光，内有农民起义未平，外有列强环伺侵扰，国力衰败，财政空虚。而新疆的局势，更是岌岌可危——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政府无暇西顾，率军入侵新疆，建立“洪福汗国”，割据一方；沙俄趁机出兵占领伊犁，英国则在背后暗中扶植阿古柏，企图瓜分新疆，西北边疆面临着被彻底瓜分的危机。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朝堂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之争。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，认为新疆地处偏远，土地贫瘠，一年的赋税收入还抵不上驻军的开销，且距离京城几千里，运输粮草极为困难，运一石粮食往往要消耗两石，得不偿失。当时日本刚侵扰台湾，海防派更是以此为借口，主张放弃新疆，将有限的财力、物力全部投入到北洋水师的建设中，全力抵御海上列强的入侵。李鸿章曾在奏折中直言：“新疆不复，于肢体之元气无伤；海疆不防，则心腹之患愈棘”，态度十分坚决。
左宗棠则站在了海防派的对立面，他算的不是经济账，而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战略账。在他看来，新疆是中国西北的门户，战略地位至关重要。他在奏折中清晰阐述自己的观点：新疆丢了，蒙古就失去了屏障，难以守住；蒙古守不住，京城的北面就会完全敞开，列强可长驱直入，威胁京畿安全。彼时沙俄已占伊犁，英国人虎视眈眈，若坐视阿古柏割据，西北用不了几年就会彻底沦丧，届时列强将以新疆为跳板，进一步侵略中国内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不是账房先生能算清楚的收支，而是战略家眼中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底线。
朝堂争论不休，最终两派达成妥协：新疆必须收复，但朝廷实在拿不出足够的军费。据史料记载，1881年晚清全年财政收入仅8200万两左右，还要兼顾各地驻军、官员俸禄、赔款等开支，国库空虚到了极点。户部实际拨给左宗棠的军费，只有几百万两，远远不够支撑一场大规模的西征战役，剩下的巨大窟窿，只能让左宗棠自己想办法填补。
为了筹集军费，左宗棠耗尽了心血，最终选择了一条无奈却有效的路——借高利贷。他先后四次向汇丰银行借款，累计金额达1375万两，当时的借款利息极为苛刻，远超常规借贷，即便如此，为了收复新疆，左宗棠也别无选择。除了借高利贷，他还依靠各省协饷补充军费，但协饷大多只是纸面上的承诺，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富裕省份答应拨付的银两，常常迟迟不到位。左宗棠派人反复催缴，写长信与地方大员沟通，甚至不惜放下身段，与一些拖延不付的官员撕破脸，只为能尽快筹齐粮饷，支援前线。
很少有人提及的是，左宗棠筹粮筹饷的过程中，一批民间商人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胡雪岩。胡雪岩当时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，凭借自己遍布江浙的钱庄、当铺网络，以及与洋行的密切关系，为左宗棠筹集了大笔资金，还通过洋行采购了大量先进军火，解决了西征军队的武器装备难题。可以说，左宗棠能在前线顺利打仗，离不开胡雪岩在后方的全力支持。但这场战争也让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元气大伤，大量资金被占用，加上后来的商业竞争与朝廷的打压，几年后胡雪岩便宣告破产，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。左宗棠在前线打赢了收复新疆的硬仗，而他的“钱袋子”胡雪岩，却在后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1876年，尽管粮饷还未完全到位，左宗棠却已下定决心西征。出发前，他给自己订了一口棺材，让士兵抬着棺材随军西行，以此表明自己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决心。彼时的左宗棠已经68岁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毅然踏上了茫茫戈壁。西征路上，黄沙漫天，寒风刺骨，他顶着烈日酷暑，踏着戈壁荒滩，一路西行，沿途还下令士兵种下柳树，防风固沙，这些柳树后来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“左公柳”，如今仍有部分留存，成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见证。
西征战役打得异常艰难，阿古柏的军队装备精良，且熟悉当地地形，加上新疆地域辽阔，交通不便，粮草运输困难，左宗棠的军队常常面临粮草短缺、补给不足的困境。但左宗棠凭借着过人的军事才能，制定了“先北后南、缓进急战”的战略，先收复北疆，再进军南疆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。经过一年半的浴血奋战，到1878年，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被成功收复，阿古柏兵败身亡，其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。
新疆大部分地区收复后，被沙俄占领的伊犁，成为了左宗棠心中的一块心病。沙俄原本以为清政府无力收复伊犁，迟迟不肯归还，甚至摆出强硬姿态，企图将伊犁据为己有。左宗棠见状，再次率军西进，兵临伊犁边境，摆出决战的架势，将沙俄逼回了谈判桌。1881年，清政府与沙俄签订《中俄伊犁条约》，伊犁终于回到了中国版图，但条约中也作出了妥协——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，同时赔偿沙俄900万卢布。这笔妥协账算在左宗棠头上并不公平，仗是他打赢的，条约是外交官签订的，但得知条约内容后，左宗棠气得卧床多日，深感遗憾。
从1875年朝廷决定收复新疆，到1881年伊犁回归，前后历时七年，军费总开支将近3000万两白银，牺牲了两万多将士的性命，新疆才真正完全回到中国版图。战争结束后，左宗棠并没有急于回京复命，而是在新疆停留了162天，全身心投入到新疆的治理中，干的都是与打仗无关，却关乎新疆长远发展的实事——修水渠、清丈土地、统一货币、办学校。
一组数据足以体现他治理新疆的力度：在他的主持下，新疆共修河渠370多条，疏通旧渠144条，开垦荒地近百万亩，使得新疆的粮食产量在他任内翻了一倍多，彻底改变了当地粮食短缺的局面；他在新疆各地创办了三十多所义塾，招收各族子弟免费读书，传播中原文化，促进各族群众交流融合；统一货币则看似细小，实则意义重大，将新疆的货币与内地统一，打通了新疆与内地的商路，让新疆的经济与内地紧密联结在一起，商路重新活络起来，百姓的生活也逐渐改善。
但左宗棠深知，这些治理措施还远远不够，要想让新疆真正稳定下来，融入中国版图，必须建立完善的行政体系。从1882年开始，他连续向朝廷上了4道奏折，核心诉求只有一个：新疆必须建省。在这之前，新疆实行的是军府制度，军政合一，民政事务基本无人管理，地方治理松散，难以实现有效管控。左宗棠的思路很明确，让新疆与内地的行省制度统一起来，设立州县，派遣文官管理民政，编户口、征赋税，让新疆从一个军事管制区，变成一个正常的行政区，真正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。
左宗棠的这一主张，再次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。李鸿章认为，新疆建省需要大量的人力、财力投入，会加重朝廷的财政负担，主张维持原有制度。左宗棠则据理力争，反驳的逻辑直白而有力：不建省，就必须长期驻扎大量军队，驻军的开销远比建省的投入大得多，而且长期实行军事管制，地方治理只会越来越松散，最终仍会陷入动荡，得不偿失。
朝廷对此犹豫了两年，经过反复权衡，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。1884年，清政府正式批准新疆建省，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。刘锦棠是左宗棠的得力部下，跟随左宗棠西征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他接手的新疆，与左宗棠刚收复时已经截然不同——水渠纵横、田地肥沃、学校林立、商路畅通，已经初步形成了稳定有序的治理格局。
新疆建省的意义，在今天看来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在那之前，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，基本上依靠驻军和册封当地头人，缺乏有效的行政管控，难以形成真正的主权归属。建省之后，户口登记、土地丈量、税收统一，这些都是现代国家对领土行使主权的核心标志，让新疆真正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彻底打破了列强瓜分新疆的企图。
回过头来看慈禧当年的疑问——花3000万两白银、牺牲2万多将士，收复新疆到底值不值？从纯粹的经济账来看，确实不值。新疆当时一年的赋税收入撑死了几十万两，三千万两白银的投资，几百年都收不回来，而两万多条将士的性命，更是无法用银子来衡量。但左宗棠留下的遗产，从来都不是账本上的数字。
他用五年时间，打掉了英俄在新疆培植的所有势力，把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重新纳入中国版图，守住了中国西北的门户，避免了国家领土的分裂；他推动的新疆建省，建立了完善的行政体系，让新疆从军事前沿变成了稳定的行政区，为后来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此后，无论是军阀混战、民国动荡，还是外敌入侵，所有想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尝试，都以失败告终，这其中，离不开左宗棠当年埋下的根基。
左宗棠后来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，自己这辈子，就是要啃最硬的骨头，给后人留下点根基。如今站在历史的下游回望，他确实做到了。西北那一线绵延的国境线，至今仍是他当年打下的基本轮廓；新疆的稳定与发展，离不开他当年的坚守与付出。这位晚晴重臣，以一己之力，扛起了国家的边疆安危，用一生的坚守，诠释了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担当，他的功绩，永远被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。
参考资料
1. 左宗棠著，刘泱泱等校点. 左宗棠全集[M]. 岳麓书社, 2009年版.
2.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. 新疆通史·晚清卷[M].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9年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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